以医疗纠纷预防处理为切入点探析医院安全管理的推进路径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改革，医疗体系逐渐完善和健全，人们对医疗卫生观念也在相应转变，对医疗技术和服务水平的需求也日益提高。但由于医疗资源的总量与患者需求、区域配置之间的不平衡，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医患纠纷数量逐渐增大，医患关系也日趋紧张。剖析医患纠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医疗纠纷的预防与处理作为突破口，完善法治化背景下医院安全管理方面的优化路径，从而建设好法治医院、平安医院。 医学是一门复杂、高深的学科，医学生要经过长期系统化的理论培训、临床实践培训，且需通过专业化的执业考试后才能成为医务工作者。此外，医学界对人体生命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具有局限性，加上患者个体的差异性，多种因素决定了医疗本身存在着极高风险性。对于患者而言，对当前医学科学发展的局限性和疾病风险的未知性等方面认识不足，自然处于弱势地位。与医生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相比较，双方形成了严重信息不对等。 目前，我国医疗机构虽然数量较多，但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综合水平等与满足人民群众医疗需求还存有一定差距。我国虽然实行分级诊疗制度，但是分级诊疗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乐观。患者更倾向于到具有权威性的三甲医院看病治疗。三甲医院原本主要是针对疑难重症进行治疗，但不得不分配许多优质医疗资源到一般症状的解决和处理上。这种情况导致了大医院的挂号难、看病难问题，“黄牛”和“号贩子”也就相继出现，上述矛盾长期无法得到合理处理解决，便使得民众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 患者数量的增多、医护人员数量有限、医生每日接待问诊数量也有限等原因导致医患双方沟通不足。门诊患者看病等待所需的时间远远大于就诊所花费的时间，医生也不能花过多精力去回答每一位患者、家属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对等，医护人员都会按照要求认真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患者对医疗风险往往不能理性对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又高于正常值，此种矛盾随时可能激化患者的负面情绪，使之做出一些极端行为导致伤医案件发生。关于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还有学者将其归因于媒体对“医闹”的片面宣传、医患间信任的缺失、医疗保障和救济机制的不完善等。 目前，大部分公立医院内部未建立统领全局的法治建设体系，由于组织架构不健全，法治认知薄弱，管理理念缺乏法治思维，没有纲举目张的工作抓手，未能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事务和经验路径处理医疗纠纷。对待部分医闹患者，迫于多方面的压力，往往采取不合理的做法“平息”事端。这有悖于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解决医疗纠纷的初衷。对于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仅停留于“治标”层面，更重要的是“治本”。 医疗纠纷发端于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部分医务人员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薄弱，未能将医院法律风险的防范关口前移。一般公立医院是由医务部门先行调解处理医疗纠纷，并由外部聘请法律顾问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医务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非同时具有医疗纠纷业务工作能力和法律专业知识背景，仅依靠于外部法律顾问提供专业的法律意见，往往降低了医疗纠纷处理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在院方组织法律培训、法律实务知识讲解时，部分医护职工由于自身工作繁忙、法治意识不强，认为处理医疗纠纷和参加此类教育培训属于行政、后勤人员的本职工作，自主参与意识和积极性不强烈；同时有些培训往往是形式大于内容、走过场、达不到预期效果。随着患者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治观念增强，更加有意识地在接受医疗服务中运用法治思维和途径维护自身权益。若医护人员不重视提高自身法治思维和观念，不能更好地运用法律知识和医疗处理规程展开医疗服务，在医疗纠纷中将会陷于不利之地。 近年来，在一些“医闹”事件中，部分患者对医院任意打、砸、闹，采取极端行为围堵医院、要挟医院和政府，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扰乱了社会和谐稳定。部分患者采取极端方式不仅不能解决医疗纠纷，反而还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不仅没有维护到需要维护的合法权益，还会使自身受到法律的制裁。应采取合法合理的途径保护自身权益；我国《民法典》《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医疗纠纷的处理、医疗损害责任认定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部分医院存在医护人员风险意识及风险防控能力不足，在医患纠纷发生的早期未产生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予以化解、控制和处理。安保人员到达现场后应突能力不足、缺乏快速反应的协作机制。医院虽然有对应的应急预案，但并未定期开展有效的培训和演练，导致人员风险防控意识欠缺、能力不足。 医院属于开放的人员密集场所，空间大，人流量大。仅靠医院现有的普通安防系统以及安保人员日常巡逻，是难以第一时间赶到纠纷现场处理化解。根据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要加强医院技防、物防、人防建设，推进医院智慧安防建设。根据实际需要，配备安检设备，完善一键报警及防控设施设备等硬件，强化安防系统建设。 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临床科室之间、科室与医务、安保部门之间协同力不足，各为其政，在法律事务方面容易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而在发生医患纠纷事件时，医院安保人员只能采取协调和劝解的方式进行处理。虽然医院和公安合作在院内建立了警务室，派驻人员在医院内执勤巡逻。但由于警力有限、经费短缺等问题导致实际情况下公安对医院空间安全治理参与不足，驻院警务室并未发挥出其应有作用。 医生和患者是医患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利益平衡只能建立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因此应完善我国现有的医疗法律体系，重构医患之间的制度信任，保障医患命运共同体的合法权益。在最高检2021年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坚决严惩任何一起伤医扰医犯罪。高度重视对医护人员的权益保障，不仅是要严惩任何一起恶性医闹事件，对存在风险和隐患的医疗纠纷也应做好预警和应对。2018年10月1日起施行的《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虽然弥补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部分不足，对医疗纠纷的预防和法律责任部分进行了完善，但对于医疗损害鉴定制度、赔偿制度以及相关的保险制度还需细化。因此完善医疗法律体系，要推进医疗服务法治化进程，从而真正实现途径多元化解决医疗纠纷。 法治教育是医院思想工作引领的先导，引导医务人员形成系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医院多部门形成有效联动机制，完善医院管理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体系。做好法治宣传和教育，扎实推进医院法治文化建设。让医护人员有途径、有兴趣学习和深入了解法律知识，进而能运用好法治思维和法律途径处理解决纠纷。患者及家属也应加强构建法治化思维，采取合法合理行为向院方表达诉求和心声；而不是采取过激行为引发矛盾。 发生医患纠纷，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发展为恶性暴力伤医事件。医护人员应积极主动，在合适的时间节点化解处理纠纷，避免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倡导医患之间积极沟通交流，建立运行有效、畅通的沟通机制。患者对自己病情不隐瞒，真正信任医生；医务人员对待患者要更有同理心，将医疗过程中的风险和应对方案告知患者，解决患者心中的担忧和不信任。在诊疗过程中，更加注重细节，按照操作流程进行，完善制度化管理。对待诊疗行为中出现的意外和摩擦提前应对处理，把握住医疗纠纷发展恶化的共通性，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理规程。 医院安保法治化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应健全完善医院医疗纠纷处置规程、安全保卫制度。加强安保力量建设，主动排查调处化解各类医患矛盾纠纷。积极构建金字塔式的组织管理体系，织密安全管理网。其次，完善医院安防配置，根据新《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要求，切实完善医院内部的智慧安防系统建设，将消防、安防和监控等配置为有机联动的整体，提高隐患识别的精确度。同时，贯彻国家发改委、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信行为人建立重点人群预警机制。最后，加强安全防范能力，巩固多部门联动的分工协作机制。医院内部科室之间加强沟通协作；警医联动方面，完善医院与属地派出所的联动机制。为实现平安医院建设的预期目标，也需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政府、人大以及各社会团体监督与配合，以便从容应对各类医疗纠纷。 总之，处理好医患关系，需要构建医患命运共同体，同时需要医事法律制度规范的指引，医患双方构建法治思维，遇事找法，从而有效解决纠纷；院方还应完善相关制度，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推进平安医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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